3月底，工作不到一年的大学毕业生谭远海收到重庆首批公租房配租成功确认通知书。来自巫山农村的他将搬进一套31平方米的一居室，“麻雀虽小”，但是厨房、阳台和卫生间一样不少，在小谭看来，“住有所居”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今年要开建1000万套保障房，其中包括220万套公租房。公租房本应是面向“夹心层”的，然而，许多地方的“夹心层”刚看到了新希望，又开始担忧“新框框”。广东佛山市的“夹心层”就没有小谭这么幸运，因为佛山市的公租房被人为分割成“内夹心层”和“外夹心层”，政府出资的公租房供给本地人，社会修建的公租房供给外地人。由于社会修建的公租房遥遥无期，因此，同样纳税的外来人口觉得“新框框”不合理。
公租房也曾遭冷遇。在青岛，就出现过首批2440套公租房“申请人数少于房源数量”的尴尬局面。在配租的40多天内，仅收到有效申请登记1600多份，还剩下800余套房子无人问津。除了申请门槛较高、租金偏贵之外，户籍限制将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挡在门外成为公租房遭冷遇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避免将公租房这锅面向“夹心层”的好饭做“夹生”了，考问着政府智慧。
要想让公租房建设不“夹生”，首先应问需于民。
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贴子：我们不需要住的小区有多大花园，有没有步行街和商业街；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能属于自己的小屋，有一张舒适的床，坐公交车能在半内到公司，家离车站不要太远；我们需要的是，再也不要向房东交一元钱一度的电费，回家再也不用爬黑黑的楼梯，再也听不到隔壁吵架的声音，再也不用闻楼下蜂窝煤的味道，再也不要排队上厕所……
之所以百姓会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一些城市仅仅把公租房作为一种调控手段，而忽视其市场属性。一些地方在建设公租房时，往往疏于考虑供需关系，选址远离城市中心，交通不便。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在建设过程中忽视“夹心层”的实际需求，导致的结果是，有的地区建少了“不解渴”，有的地区建多了出现空置。
让公租房成为“夹心层”的“贴心房”，地方政府在问需于民的同时，更应该问计于民。尽管2011年要建设公租房数量为220万套，是去年37万套的近6倍，但公租房的数量还是不足，从摇号选房的程序看，还是不能满足需求。
现在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极度缺乏资金扩大房源，增加公共租赁租房的供给。为此，有专家建议，国家除了向开发商订制外，还可以通过批量收购在其工业园区和工厂聚集区集中建设面向用工单位或园内就业人员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
以武钢集团为例，近10年吸纳来自的大学生1万多名，但由于房价太高导致保障房排不上，商品房又买不起，只能望房兴叹，致使一部分青年人才流失，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将企业纳入保障房建设体系，允许这类企业在政府划拨土地或企业自有、闲置土地上建设保障性住房，以成本价出售或者出租给企业中青年职工，将有助于解决企业“夹心层”的住房困难问题。但实行这项制度需要修改目前的法律，因为1998年我国房改后，并不允许一般企业盖房租给员工。
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自建房、公房、房改房闲置，这些房屋面积较小，相对而言也较陈旧。政府可考虑在私人房屋租赁领域搞“公私合营”，与私人业主签订长期租约，以相对低的租金统一承租一批房源作为公共租赁房。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五年中国还存在解决农民工住房的巨大需求问题。据统计，2010年农民工人数达到2亿人，其中异地就业1.5亿人。这部分人群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中国城市化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不应排除在“夹心层”之外。
因此，打破户籍限制，将公共租赁住房覆盖面扩大到有基本稳定工作的城市常住人口，当然要包括农民工。地方政府不仅要保障“夹心层”百姓有房住，还要尽力使他们能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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